1937年春云上速配，日本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报纸上写下一段话：
“只想做一个祈求。今年将是丰收之年吗？是凶作之年吗？不，哪一个都无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风雨也好……即使霍乱和鼠疫一起流行，也无妨。无论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战争……”
她期待和平。但此时，她的许多同胞正渴望着战争。
到了夏天，一场针对中国北平的阴谋悄然酝酿。7月7日夜，北平西南郊枪炮声大作，日军悍然进攻卢沟桥与宛平县城，史称“七七事变”。
1
多年来，日军为发动战争进行了步步深入的“彩排”，在华北不断增兵，与驻守平津的宋哲元第29军各部队摩擦不断。
西南郊的丰台，是北平的铁路门户，也是冲突的高发区。一些日本兵的寻衅，不时引发两军斗殴。中国军队正常演习期间，日军也会无端闯入，干扰捣乱。有一次，日方竟声称一匹战马走失，强行要求中方送归……
1936年10月，日本驻屯军一个混成营突袭丰台车站。他们企图占领这一铁路枢纽，进而切断北平军民的退路。
在营长张华亭的指挥下，驻守车站的220团第二营奋起反击。其他两个营闻讯，立即赶来支援。日军不敌，旋即撤退。
事后，日军诡辩称：“丰台冲突事出误会，不过你们不应该开枪反击。”
220团团长戴守义据理回击：“你们日本人来到我国，应该遵守国际公法，不应该到处驻兵，自由行动，无事生非。如果日军再来侵犯，我军必将猛烈还击，绝不退让寸步。”
此事虽告一段落，但日军继续无事生非。这令华北军政一把手宋哲元身心俱疲。他向副军长秦德纯诉苦：“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他一度要回山东休假，暂避烦政。
日本屡屡挑衅，蒋介石也有所闻，但不愿立即开战。
此前，蒋介石叮嘱北平方面：“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即宋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
日军企图，昭然若揭；可国府指示，又不可不从。宋哲元无权开战，只好设法为北平紧张的局势降温。于是，一场“联谊”准备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邀请日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赴宴，并要求第29军所有团级以上干部作陪。宴会本是为了联谊，可两方暗自较劲。
酒过三巡，一些日本军官率先唱起日本歌，发起“挑战”。中方将领也不甘示弱，110旅旅长何基沣上场献唱一首《黄族歌》作为回应。
紧接着，日本军官又以助兴为名，挥舞着武士刀在现场卖弄起来。这一举动，恰似鸿门宴项庄舞剑，令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怒火中烧，便凑到114旅旅长董升堂耳边问道：“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
“先打拳，后耍刀。”董升堂说罢，上场表演了一套八卦拳，又拿来一把中国大刀比划一番。
早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第29军官兵就在喜峰口等地用大刀近战，将日军杀败，西北军大刀队一战成名。董升堂此举，可谓是针锋相对。
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也加入助威。他先是表演了一套幼年时期所学的花拳，又命传令兵取来自己的柳叶刀，表演了一套“滚堂刀法”，与董升堂同台，合力压制日军气焰。
日本人没讨得便宜，开始借联谊起哄，将宋哲元与秦德纯高高举起。
眼见正、副军长被日人借机戏弄，第29军的将领们也将日军旅团长边村与军事顾问松岛举起，不停地抛向空中。
较劲，最终点到为止。第37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为避免出现意外，及时叫停了这场火药味浓烈的互娱活动。紧接着，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分别致辞，大谈中日友好之语。
一番酬酢往还之后，怀仁堂联谊宴会在一种诡异的友好氛围中结束。
2
对于日军二等兵志村菊次郎而言，1937年7月7日，或许是人生中最莫名其妙的一天。
这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举行了一场演习。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指挥下，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开赴卢沟桥以北、宛平城附近的龙王庙地区进行军演。演习中，日军将附近的中国守军视为假想敌，把部队一分为二，模拟两军攻防，用心险恶。
演习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这令志村菊次郎度日如年。此时的他，腹中翻江倒海，早已按捺不住寻一隐蔽处方便。
然而，匆忙离队的志村忘了向上级报告，自顾自地向营地外围奔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志村不知为何走到了白衣庵附近。
当时，驻防白衣庵的是中国守军的一个排。发现有人影靠近，排长齐国宣当即警觉起来，向人影喊出识别口令。志村无法应答，只好从夜幕中现身。即便怀疑是日军摸哨，但在这局势紧张之际，齐国宣也不敢随意处置。这时，日军方向突然传来枪声，志村急忙掉头归队。
在志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第八中队点名，发现有士兵“失踪”，清水节郎立即向上级报告。大队长一木清直得到上级命令后，准备率军前往宛平县城讨要失踪士兵。
开战不一定需要事实，但一定需要借口。翌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一木清直公开承认：“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而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上峰的默许下，仍决意攻占宛平县城，并统一口径——中方枪声惊扰了日军演习，致使一名日军士兵与部队走散。
已经悄然归队的志村，不得不随军行动。于是，这一夜出现了既滑稽又阴险的一幕——正如日本学者半藤一利等人在《昭和史》中所写：“在过了晚上十一点的黑暗之中，连那个士兵（志村）也一起做着傻事——搜寻行踪不明的那个人。”
1937年7月8日凌晨4时许，距怀仁堂联欢仅过去一个月，被拒绝入城搜查的一木清直下令攻城。
在卢沟桥与宛平城下，中日两军不宣而战。
战争爆发后，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宛平守军是国军219团，早就对常年滋事的日军恨之入骨。他们依托城墙，成功挫败日军攻势；而在卢沟桥铁桥，团长吉星文组织了一支150人的大刀队，趁雨夜偷袭日军，成功夺回铁路桥。
砍杀之中，一些日军士兵胆战心惊，跪地求饶。所谓的武士道，此刻荡然无存。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见状，加派了两个大队增援一木清直，但仍无济于事。
无论是诈取，还是强攻，日军阴谋都未能得逞，于是率先释放和谈信号。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致电北平称，失踪的那名士兵已经寻回，冲突纯属误会，希望能和平解决这场“闹剧”。
志村菊次郎再次被利用，成为战争的棋子。事后，作为奖励，志村得以复员，回到日本。但，这枚棋子终究逃不过陪葬的命运。1944年，处于穷途末路的日军，再次将志村征召入伍，派赴缅甸战场对抗盟军。最终，这个掀起中日全面战争的祸源，被中国远征军新1军击毙，成为了法西斯的炮灰。
3
和谈的背后，是更大的阴谋。
1937年7月9日，中日和谈在北平达成协议，由宛平县长王冷斋予以执行。根据协议，两军即刻停战；双方各自撤回原防区；宛平城交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管。双方各派人监督执行。
然而，日军将协议当成了托辞，没有一条得到严格执行。在撤军问题上，日军仅将一线部队撤至预备队的位置，还倒打一耙，斥责中方未撤回原防。
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随即反驳道：“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驻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
日军撤防时，又向宛平城内炮击70多次。当中方抗议时，日本人竟诡称，炮击一事纯属掩护部队撤兵。
趁保安队赶赴宛平换防时，日军又横加阻拦，酿成一死多伤。随后，又不许保安队携带重机枪入城。经交涉，保安队只得分派人手押送重机枪回原防地。原本三百人的定员，入城时仅剩二百多人。
显然，日本人不愿见到一个拥有坚固城防的宛平城。
日方小动作不断，让王冷斋多留了个心眼。他派人出城秘密侦察，果然在城外的铁路涵洞内发现了日军藏兵，旋即以此向日方交涉抗议。
眼见计谋被识破，日方监督员中岛只好答应解决。怎料云上速配，7月9日晚，日军藏兵突然开火，幸好被宛平守军击退。
自知无法解决事端，王冷斋便致电上级寻求办法。上级令他到北平进一步磋商。当车队驶出城时，日军藏兵一见到王冷斋等人，纷纷举枪上膛，做出战斗状态。同行的日方监督员中岛及时出面制止，才未酿成一场外交事故。
此番磋商，日方派出樱井、中岛、笠井和斋藤等四人与会，中方则派出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和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与王冷斋等人参加。
在7月10日的联席会议上，王冷斋就藏兵与偷袭等事件，指责日方不守信用。
但斋藤巧言令色，极尽推卸责任之能事。他诡辩称，预留部队，不过是为了搜寻阵亡士兵。
王冷斋追问道，既是为了搜寻尸骸，为何安排众多兵士，还携带机枪等重武器？
斋藤诡辩称，此举是防备中国军队偷袭，警戒所需。
王冷斋见招拆招，提议两军各派20人，以24小时为限，在双方共同监督下展开收尸。日方代表无计可施，只得答应。
这时，日方借口打电话，四人纷纷离席向外走去。中方代表不疑有他，任其自由活动。怎料，左等右等，均不见一人归来。王冷斋等人追出门外找寻，四人早已溜之大吉。
很快，各地日军增兵情报陆续传来，中方如梦初醒：和谈不但未能消弭战端，还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
4
七七事变爆发时，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休假。
作为华北军政的一把手，在收到战报后，宋哲元立即启程北上。但，他并未对此展现出足够的重视，仍将其视作等同以往的一般冲突。返程途中，他专门跑到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会面，试图探探日本人的口风。
香月清司何等狡猾，几番交谈之后，宋哲元已作高枕无忧之态：“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抵达北平后，宋哲元又淡化风险，他告诉众人：“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历史的残酷在于，上层的大意和失误需要前线以流血来弥补。
在宋哲元等人麻痹大意之际，日军正在大规模集结部队。日本内阁批准十万陆军从本土赶赴中国，走海运登陆塘沽；北宁线上的火车喷发着蒸汽，疾驰入关，将一批又一批的关东军运抵平津地区。而作为守方，驻守平津的国军第29军，此时仅有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还有两个保安旅，总兵力仅10万左右。
兵力如此悬殊，日军逐渐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合围。
7月26日，一切准备就绪，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24小时内全部撤离北平，否则日军将全力攻城。
于是，北平的战火率先在南苑燃起。
南苑是29军军部、机关及后勤驻地，由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日军对北平实现战略包围后，佟麟阁就接到了军部机关全部撤入城内的命令。在此之前，他需要等候赵登禹的132师前来换防。谁知战况无常，7月28日，日军不仅将132师缠住，同时还突袭了南苑阵地。
佟麟阁可用的部队本就不多，加之日军突袭，通信阻断，各部只能各自为战。混乱中，佟麟阁计划率领军事训练团的学生们经由大红门撤往北平，不幸在此遭到日军埋伏。部队伤亡惨重，佟麟阁腿部被击伤。卫兵劝其轻装逃命，但他拒绝了：“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他死拼，这是军人的天职。”
佟麟阁坚持要掩护学生们撤退。
不多时，多架日机投下炸弹。硝烟散尽之后，这位副军长已因头部中弹，失血过多，彻底倒下。
同样不幸牺牲的，还有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由于信息泄露，赵登禹撤退至大红门时，也遭到了日军伏击。赵登禹身中数弹，自知大限将至，便嘱咐下属：
“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吓，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别的心事了。”
仅仅一天，第29军便损失了两位中高级将领。
南苑一役，惨不忍睹。面对日军，南苑守军面无惧色。当日军距离较远时，官兵们便开枪阻击；日军迫近时，则手持大刀与之近身肉搏。激战过后，不少官兵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一度曝尸荒野，无人掩埋。而日军也在留下大量断臂残肢后，方才占领南苑。
事已至此，北平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
南苑惨败的当夜，宋哲元向全军做了最后的部署：第38师师长张自忠留守北平，出任市长，与日军周旋、善后；第29军及保安旅等部队全体撤离北平，退往保定。
七七事变持续到7月底，以平津失陷宣告结束。但，中国人的抗战怒火就此点燃。
5
战争爆发后，北平一带的百姓自发支援前线。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为前线守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护伤员。长辛店的一些铁路工人发挥土木工程专长，为宛平守军修补加固破损的城防工事……一时间，大家都在出人出力。
卢沟桥的炮声也促使南京中央进行表态。7月13日，蒋介石电告宋哲元：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许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与此同时，国共代表齐聚庐山会谈，并初步达成合作。在家国大义的旗帜下，两党决定握手言和，国共两军将编入统一的战斗序列，枪口一致对外。
7月17日，蒋介石公开号召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伪区也出现了爱国反正的义举。《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被国民政府放弃。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将张砚田与张庆余执掌的两支保安队收编。二张被迫沦为汉奸，备受唾骂。张庆余之子甚至登报要与其断绝父子关系。
七七事变后，二张秘密与第29军取得联系，充当内应。28日晚，二张在通县（今北京通州区）率部起义，将冀东日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并活捉了殷汝耕。奈何日伪军大举反扑，29军无力支援，起义军旋即被击溃冲散，殷汝耕亦被日伪军劫走。
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团体的加入，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在此后的八年时光里，中国人用血肉和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不是一盘散沙，有能力将侵略者拖进战争的泥淖，并将其击败！
多年以后，永定河水呜咽东流，卢沟桥的石狮静默无言，它们见证了那个夏夜的屈辱与抗争，更见证了由此喷薄而出的、不可逆转的民族意志。
无论如何，希望不要有战争。
无论如何，也要永远保持警醒：一个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唯有在永不妥协的斗争中，才能得以捍卫。
参考文献：
戴守义、秦德纯等：《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
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柳建辉、孙新：《正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辨析》，青岛出版社，2015年
[日]远山茂树等著，吴文译：《昭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日]森岛守人著，陈鹏仁译：《阴谋·暗杀·军刀》，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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